在明清时期的“湖广填重庆”移民运动中，经湖广而迁入重庆的客家人还有中、南、西三条路线。特别是经这三条路线而迁入重庆的移民，许多都来自客家地区。其中就中线而言，通过这条线路迁入重庆的移民多是江西、广东人直接迁入重庆，往往由江西、广东入湖南沅陵，溯酉水河而上，到达重庆东南部的秀山、酉阳、黔江、彭水等地，然后再西迁涪陵、长寿、永川、荣昌；南线则是由广东等地迁出以后，经贵州沿綦江北上，过长江、笋溪河等河流，进入綦江、江津等地，再分迁璧山、永川、荣昌、大足等区县。⑷西线大约先由湖南经湘水入常德，再由沅水溯辰水而入贵州遵义，沿赤水河入四川到合江、泸县，再北上到荣昌、大足、潼南等地。⑸在他们迁入重庆以前，迁出地主要是今广东梅州、兴宁、大埔、龙川、长乐(今五华)、河源、平远、乳源、博罗、韶州(今韶关)、乐昌、惠州等县市，而原籍江西、福建者也有不少。其中原籍福建者以来自闽西各县者居多，迁入重庆的时间大多在清朝嘉庆年间。但无论来自广东还是福建、江西，迁入重庆以后的分布地都主要在今荣昌、江津、永川、大足、合川、铜梁、南川、璧山、涪陵、巴南、长寿、云阳、开县、奉节、垫江、梁平、石柱、酉阳、秀山等区县。有些移民在迁入重庆后甚至以原籍命名入迁后的地方，有些名称还一直使用到今天。如在巴南界石区有个叫广东湾的地名，其原因就是因为在“明末清初，广东移民在此聚居得名” ⑹。另外，在各地客家人入迁重庆的高峰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几乎每天都有人迁来。其中仅在荣昌县，乾隆以前迁入的客家人仅100多户，到乾隆年间迅速增加到3670多户、15800多人，到嘉庆年间更达到33381户、93598人。⑺客家人的迁入使重庆人口大量增加，经济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，达到了官府预期的效果。

在保存至今的重庆各地家谱上，以及在客家移民后代的口耳相传中，还有不少关于其祖先迁入重庆的记载或传说，我们借此不难发现客家人当年迁入时的某些实情。如原籍广东兴宁县水口嘘张公寨的周元光，在乾隆六年（1764年）率子孙5人，从陆路经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里石板田（现荣昌盘龙镇石田村）落户，如今已繁衍十余代。原籍广东五华县凉水井的颜祥麟，在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前后只身经湖南邵阳、常德入湖北，又经恩施过三峡到重庆，再经泸州到富顺落籍，子孙中的一支分迁荣昌。原籍广东兴宁的廖奕珍，于清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变卖田产，率家人踏上入渝之路，最后定居在荣昌县西街。原籍广东的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起于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入渝，初居永川区，后迁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。原籍广东五华县黄浦村的张衍祯，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率妻魏氏及子廷彬、廷辉、廷墚迁巴县盖市场，后分迁荣昌盘龙镇。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，张廷彬还专程回广东，把先祖、江西参将张道聪画像以及祖父、曾祖父骸骨带到盘龙镇，把画像挂在家中供奉，把骸骨安葬在长岗岭，立碑祭祀。⑻又如原籍福建武平河坑（现东留乡）的一位钟姓人，约于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携5子入迁江津，后又分迁到江津城内、先锋老河堰、鹤山坪、五举和荣昌县等地，如今已传13代。⑼另据乾隆《荣昌李氏族谱》记载，原籍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士宦因避灾荒而迁湖南酃县遐阳乡，在康熙“诏颁天下，招民开垦”的鼓动下，与姚文祥等10户亲朋一起，于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奔赴四川，5个多月后抵达荣昌县，后又在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回湖南“迎接亲眷迁川”。从以上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，在明清时期的大移民运动发生时，原籍广东、江西、福建等客家人生活地区的居民确有不少人迁入重庆，其入渝路线除记载不明者外也基本上分为西、南、中、北四线，由陆路或水路入迁，并进一步发展成为重庆客家人。

总之，发生于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，也是一场客家人迁入重庆的移民运动。尽管在这场所谓的“湖广填重庆”移民运动中迁入重庆的并非都是客家人，或者说其主体并非客家人，但对今天重庆客家人的形成依然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要研究重庆的客家人，关注重庆客家人的来源及其文化，依然要追本求源，首先把着眼点放在这里。

二、重庆客家人现状及其文化资源

 明清时期于“湖广填重庆”移民运动中迁入重庆各地的客家人，目前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？其分布究竟在哪些区县？人口究竟有多少？与其他各地的客家人相比究竟有什么特点？重庆的客家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？究竟包括哪些内容？等等，这些问题其实也一直是困扰重庆客家研究的主要问题，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达清楚，许多问题的研究也尚待深入。但从仅见的资料看，至少在荣昌县至今仍有10多万人属于客家移民的后代，这些人中约3万人较为集中居住在盘龙镇的古墙、莲花寺、大建、三合、兴隆、长岭、石田、白鹤等村落中。特别是大建村，全村3960人中就有客家人2800多个，其比例高达77.8%；白鹤寺村的3163个村民中有客家人2372个，占全村人口总数的75%；石田村全村3741人，其中1880个是客家人，占总人口的50%多。⑽另外在江津支坪真武场，由于地处笋溪河汇入綦江、綦江汇入长江之处，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，也被认为是客家移民“填重庆”的中心地带之一，有90％以上的人属于客家移民的后代。⑾荣昌、江津之外，其他各区县当然也有不少客家人居住，可惜尚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。

关于重庆的客家人，或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重庆的客家人，我们可以发现其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的客家特征，在语言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、生活理念、价值取向、心理情感、生活生产技能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客家特色，形成客家文化现象，并以此有别于所生活地区的其他人。其中如就语言而言，客家话作为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和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，在荣昌、江津等地的客家人聚居区仍然得以顽强保留，客家祖训中“宁卖祖宗田，勿忘祖宗言”的告诫也仍然在这里发挥着约束力。只是在荣昌的客家人由于大多从广东迁来，所讲的客家话多带有广东特征，因此也多被称为“广东腔”；而江津的客家人多来自福建，其客家话又接近于闽方言。如荣昌盘龙镇的3多万客家人在外多说重庆方言，在家或者客家人之间仍使用客家话，甚至还保留了原有的方言词汇和语音声调特点，与重庆话相比颇有不同。如他们把太阳读作“nietou”，昨天读作“cunie”，父亲读作“aya”，弟弟读作“laotai”，睡觉读作“shuaigao”，其所用语言与广东客家话虽有区别，但仍然可以沟通。甚至该镇一位客家人在到深圳出差时与当地一位司机交谈，结果发现完全可以用客家话交流。⑿这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，被研究者称为客家方言岛，而盘龙镇也是重庆最大的客家方言岛。至于在江津，如居住在真武场一带的客家人虽从表面上看成了典型的“巴渝人家”，但在家里称父亲为“yaya”或“aba”，母亲为“wawa” 或“amei”，这与其祖籍福建的客家称呼依然相同。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