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所周知，重庆是一个移民汇聚之地，境内3000多万居民十之七八都是明清移民的后代，这些移民后代中又有一些是客家人。仅就境内的客家人而言，他们在迁入重庆各地以后，尽管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改变了不少原来的习惯，但也仍有不少人保留了迁入以前的传统，并使之顽强的传承发展到今天。尤其是在重庆西部的荣昌县盘龙镇一带，至今还生活着大批客家移民后裔，保留着许多迁出地的语言、习俗或生活技能，被誉为客家移民的“文化集散地”、“客家文化活化石”、“客家方言岛”。另外在江津、合川、巴南、綦江、大足、璧山等区县，也都有不少客家移民后代居住和客家文化较为集中的传承。不过，对于这些客家移民后代及其所保留的客家文化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，这不仅与重庆所拥有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资源相比显得极不相称，而且与闽、粤、赣三省乃至广西、四川等省区相比也显得颇为落后。如今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向纵深处推进，重庆也已被确定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认真摸清重庆的客家移民和客家文化家底，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考察，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，进而再在此基础上利用这种文化资源，为重庆的经济文化建设开拓新的领域，显然是有必要的。

 一、重庆客家人来源与移民入渝路线

在探讨重庆客家人来源时，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。其中一是重庆客家人来源是否与“湖广填四川”有关，另一是怎么界定究竟哪些移民属于客家人。关于前者，“湖广填四川”本是流行于明清以来重庆、四川等地的民间俗语，是说今天重庆、四川等地的居民都是湖广地区移民的后代，而非仅指今天的四川省居民是湖广移民的后代。这里所谓的“湖广”，所指是元代和清朝的湖广省，以及明代的湖广布政使司，辖区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全境及湖北、广东、广西的部分地区，明朝将广东、广西部分地区析出，清朝雍正年间以后又分为湖南和湖北两省。因此，所谓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实际上就是明清时期以湖南、湖北两省居民为主的移民“填四川”。但这里必须明确的是，社会上流行的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所指并非只有今天的四川省，也包括今天的重庆市。在1997年以前，重庆市都是四川省的一部分，“湖广填四川”当然也应包括重庆。特别是根据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研究表明，发生在明清时期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运动许多都是由湖北、湖南等地先进入今重庆市境内，然后才继续西迁到今天的四川省境内的。因此，即使从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言，历史上所谓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用今天通行的话说实际上是先由“湖广填重庆”，然后才是由“重庆填四川”的。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和为了避免混淆，不称那场移民运动为“湖广填四川”，而改称为“湖广填重庆”，这是要首先说明的。

至于要解决入渝客家移民的界定问题，不能回避的首先是对客家人的界定问题。我们知道，通常意义上的客家人一般是指原住在江西南部、福建西部及广东东部一带被称为“客家大本营”地区、有着强烈认同感和独特风俗习惯的那个特殊民系，他们自认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南迁到那里的中原移民后代，又在明清时期因为当地人口繁衍、耕地不足、灾害频发、“主客械斗”等原因而有一些人从那里迁出，到湖广、四川等地谋生，进而在迁入地形成新的客家聚居区。因此，我们判定明清时期迁入重庆的移民是不是客家人，也要看他们的迁出地是否在“客家大本营”一带，在时间上是否也是那个时期。

基于上述，我们来看重庆的客家人及其来源，不难发现在明清时期的“湖广填重庆”时期，的确有不少客家人迁来。根据对客家先民入渝路线的研究，可以发现所谓的“湖广填重庆”移民，从时间上看大约与当时南方发生的“江西填湖广”移民运动同时，迁入重庆的路线主要有北、中、南、西四条。其中的一部分移民先由江西迁入湖南、湖北各地，成为“湖广人”，定居数代后又从湖北西部辗转进入重庆，⑴这也就是所谓的北线，移民多称来自“麻城孝感”，与“湖广填重庆”的移民主流一致，但并非客家人入渝的主流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，从这条路线迁入重庆的人相当少，移民是湖广人而非客家人。见于明确记载的并属于客家人的有居住在今永川、合川、綦江、南川等区县的一支刘姓人，据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《江津刘氏族谱》记载，其家于今江津龙华镇汪家沟的刘姓人原籍福建宁化石壁，迁出地在“客家大本营”范围之内，显然属于客家人。他们在明初迁麻城孝感，再迁江津。谱中还有一首记载他们入迁重庆的《我祖援四川诗》，称“洪兵赶散数千家，说起四川好丰华。要知我宗祖何籍，永合綦南共一家”。诗中所说的“洪兵”应指明朝初年统一天下事，其中的“洪”当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号，我们从中可见他们是在明朝初年移民而来的。由于在迁入后有较大发展，进而由江津再迁附近各地，其“永合綦南”所指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永川、合川、綦江、南川等区县。在民国十三年修谱时，其族人仅分布在江津汪家沟、后湾头等地者就有38房之多。⑵